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財富性质和原因的思考

——全球共生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再平衡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

——梁漱溟《人最宝贵的东西是“自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可。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一、中国经济奇迹与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

谈到“中美贸易战”，我想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外部，而在内部！我相信，中国央地专家型官员葆有这份清明。

什麼叫后来者比较优势中的套利思維？答：你辛辛苦苦花钱搞研发，我等你成功了，直接COPY，然后再稍作改进，效果比你原创的更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一半。我能不高速发展？而且能有“经危”吗？所以，外部好说，大不了，在外部性压力下少占些便宜，或改变一下策略，说不定还可能再争取到“用时间换空间”。

再者说，即使你开始较真，要求贸易必须公平，可是，就目前三极世界格局－－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低端国家－－条件下，“举国体制”通过“适应性反应”，还有很大腾挪余地！

 问题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本身，造成的中国内部社会组织结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远不只是简单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是权贵阶层与民众阶层的阶层流动固化的马太效应，而不能各得其所。加上巨额地方债务引发的庞大官僚群体与中央权益博弈恶性循环，即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了再多便宜，也无助于中国社会结构失衡问题的解决！

 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含地方债务危机及央地博弈、官商博弈、官民对立）问题，无论是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態（Marx's patterns of socioeconomic）理论观之，还是以钱德勒的结构跟随战略（Chandler’s Structure followsstrategy）察之，都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失衡的根源在于：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比如不同国别县级行政及准行政机构及人员规模是一个硬参量，如美国县级政权机构为39个，而中国达169个。只要这个基本矛盾不解决，不但很难通过熊彼得“创造性革新”和钱德勒“学习型组织”创新，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前者本身就是造成后者之根源。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永远不能在产生问题本身的层次上被解决－－你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汤因比說过：“对一次挑戰做出了成功应戰的创造性的少数人，必須經過一种精神上的重生，方能使自己有資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戰！”因为成功的模式和逻辑，会成为人追寻可能世界的精神拖累。

不是“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心”的格局，亦即精神上的重生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经济学界都需要“重生”。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对的挑战，主要是“生产率被关在笼子里”的问题，而通过刘鹤在总结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时指出的六个成功因子——“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加以解决。刘鹤六个成功因子，集中到一点，本质上就是周其仁说的“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解决了当时中国的低生产率问题。从1978年-2017年，这39年之间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平均9.5%，2009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从1978年75%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现在97%以上是制造业加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世界上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工业革命的英国，后来变成美国，二次大战以后变成日本。2001年加入WTO后，至2013年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后，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我们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40美元，而且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研究机构，一个共同的认识在2025年前后，我们的人均GDP会超过12700美元的时候，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刘鹤深知，这样的“奇迹”，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2008年至今，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开始显现。当时预测的三个长期问题：“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当他看到美国次贷危机后“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时，他提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奇迹》，刊《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以及近年来他提出中国经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因而要“从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而且，据吴敬琏先生说，“顶层设计”“底线思维”也是刘鹤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时提出来。这些认知与定位，大概就是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订者刘鹤的“精神上的重生”。

我理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公民个人生命自组织力的空前提高和民间社会自组织力成长的现实存在，既是1980年代至今创造中国奇迹的社會底层驱动力量，又是凸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缺乏底层创新性驱动，因而需着力解決的問題。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刘鹤在提出“三个长期问题”时，一定思考过中国“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含地方债务危机及央地博弈、官商博弈、官民对立）及其原因——“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他也一定知道，只要这一基本矛盾现实状况没有制度性改变，即使再怎么做顶层设计，用权力（规划）、资本（投资）把再多国土、人力资源（包括世界范围吸引人才资源）垄断集中起来，大包大揽，轮番在东西南北中搞此长彼消的生产力规划腾挪，做大蛋糕增量，甚至做到外汇储备继续高增长……总之是“用旧体制的办法干新时代的事”，都对解决中国“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问题，无济于事。

为什么中国必须面对并解决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含地方债务危机及央地博弈、官商博弈、官民对立）问题？

很显然，没有顶层设计万万不行，但是缺乏社会底层驱动的顶层设计不是万能。而且，不是被少数人利用，就是无法实施，造成新的社会失衡，即使启动也终将推倒重来。所以，我才说当今世界唯中国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 请参看钱宏：《对内自律共生大政，对外权善待负责形象——<走向共生>（Toward Symbiosism）》，2009；《当代中国人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从共生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共性说起》，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2016。]。

二、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比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整整早发表15年）中提出的问题，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之现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因为，身处全球化分工与交换时代，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问题的解决，即实现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离不开全球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再认识和再定位。

有人说“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平衡国际贸易”，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大规模国际贸易的后来者，从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与世界贸易关系的本质来看，显然得益于“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刘鹤）。

然而，自中国加入WTO（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奉行吉登斯主义的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以来，在中美高贸易“顺逆差”问题，可能终于引发“中美贸易战”之际，也许正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亚当·斯密提出的“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即“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从而重新定义“生产-交换-生活”的目的性，甚至重新阐明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类行为？

第一，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所以，个体与共同体（家族、行会、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分工与交换（包括国际贸易），能够产生“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只要这个基础是存在的，说：“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分工的制高点。特朗普的贸易战升级，反证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对西方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是有力的”，继而证明“空想资本主义的神话破灭”等说法，既缺乏事实支撑，也不合逻辑，结果自然不是建设性的。

第二，无论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还是“看不见的手”的发现，都是个体或共同体在“分工与交换”过程中，总体效果上自然显现出来的一种动態平衡机制——这正是亚当·斯密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初始条件和心物条件，也是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发现“理性经济人”，同时发现“看不见的手”这一看似矛盾，却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而并非空想。

但值得注意的，斯密只是揭示了分工与交换互为因果的意义，而未能进一步揭示“分工与交换”，都是起源于个体和共同体之间比较利益以及比较优势（李嘉图）的共生关系。因而他未能在理论上打通“理性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分别处于互生、独生、恶生关系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吴飞驰，全球共生研究院副院长兼高级研究员），所导致的各种动態失衡又总体上趋于动態平衡背后的共生法则。

这可以理解，因为在斯密时代，有三大要素尚未进入人类认知与价值定位：一是当时英国的科技创新，对于增长国民财富的推动力量，远没有达到共时性改变人类个体与共同体贫富地位以及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的程度，从而思考从通讯、能源、运载工具，到人工智能刺激起来的无限增长、进级消费，之于人的幸福生活是否合宜或适宜？

二是在亚当·斯密时代，人类的通信、运载和利用能源的水平，远没有出现互联网、高速铁公路、超音速飞行、卫星传播、人工智能的规模，人类精神体能及其个体生命自组织力的释放度，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普世性，并产生区块性链接效应(社区或社群性组合)，而且，这种链接组合效应是超距，超时空，超地缘的，也就是全生态的和全球性的。

三是基于上述两点，当时尚远未达到更为复杂的“全球分工与交换”，以至出现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和Tim Jackson式的“非增长性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蒂姆·杰克逊：《无增长的繁荣》，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的认知高度和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总体態度——即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类行为？

第三，从人类“生产-交换-生活”的常识来看，作为中间环节的“贸易”（交换与分工）来看，无论是一地一国一区域，或双边多边关系，交换平衡才是对关系方有利且可持续的，无论是过大的“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关系方社会内部正常经济发展造成伤害。比如国际贸易“顺逆差”过大，必然导致贸易相关国家内部社会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失衡（中美贸易巨大“顺逆差”，导致美国大资本家和一般消费者受益，政府税收下降和低就业率，以及中产阶级收入下降；而中国政府获得更多税收和高就业率，而中小企业低利润和一般国民低工资高消费），并造成生態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浪费和人文资源流失。

因而，从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上看，没有个体或共同体会真的把“争夺国际分工的制高点”，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不但做不到，即使做到了（如苏式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式国际分工与交换），也不可取。而且，背离了人类“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张闻天）的基本信念，在其内部必然产生特权“新阶级”（吉拉斯）。即使说美国从“冷战”、“后冷战”至今，处于某些领域的“国际分工的制高点”，也多半是依靠其国民在科技上的创新和美国在承担国际义务上，展现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强力“争夺”来的。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人应当引以为鉴的经验事实！更何况，即使我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也应当承认，自中国加入WTO后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中获得了巨大红利。

第四，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体系，为了国际贸易的动態平衡，所制定的WTO规则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手”——这是一只“涵盖利益”之手，而非“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神话“看不见的手”，而是要防止“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和非“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的公道公平性。顺便说一句，那些从西方学成归来享受中国改革红利的经济学家们，最好别动辄把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贬得一钱不值，也别忘记所谓“有为的政府”理论源头——是非东方的“李斯特-凯恩斯主义”！这样说，有套利思维之嫌，也让人想到Samuel Johnson的警句：“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见英国传记学家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写的《约翰逊传》：[当我们开始讨论起爱国主义时，约翰逊突然以坚决的语调吐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警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指的并不是对我们国家真诚、无私的爱，而是那种伪装出的爱国主义。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无数人曾经以这样的爱国主义掩盖了私利。]因而，这句话并不像现在被普遍引用的那样，是在普遍意义上对爱国主义的批判。显然，约翰逊批判的对象是以爱国主义谋取私利的人。]在很大程度，当属刘鹤先生担心的“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因为，在人类个体或共同体分工、交换、分配过程中，除了调节自由市场（含国际贸易）这只“看不见的右手”外，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交易中，还有另一只调节政府（共同体）行为的“看不见的左手”。而且，这只“看不见的左手”，又经常通过公权力转化为两只“看得见的手”。这两只“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受所谓“狭隘利益”所引导的“掠夺之手”；另一只则是受“涵盖利益”引导的“扶助之手”。

第五，所以，如果把“理性经济人”，也看作是个体经济行为与共同体（家族、行会、企业、政府、国际组织）“看得见的手”，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个体经济行为与共同体经济行为，其实都在设法伸手——利益最大化的“免费午餐”。根据著名经济学者吴稼祥（全球共生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研究员）的观察，他发现：政府还有第三只“看得见的手”，特别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毛泽东）或“举国体制”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这第三只手，即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之手”。而且，无论政府在“掠夺”（如汇管）的时候，还是在“扶助”（如补贴）的时候，这只手都会伸出来。所以，“政府（共同体）都有三只手”。联系到最近二十年国际贸易的实况，这正是WTO规则在调节不同政治文化共同体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时，开始失灵的原因！

那么，如何让调节政府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和三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协调起来呢？这就是“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要解决的问题。

三、全球共生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结构

简单说，这是一个从“国富论”到“资本论”，从“资本论”到“共生论”的探究过程[ 钱宏：《“共生论”将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7于复旦大学。]。

所以，要解决问题，不妨超越“理性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理论基点，从个体与共同体组织形態思维入手，试试引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所发现的“仨自组织人”、“共生律”、“共生权”、“共生体”、“共生链”，“GDE生態价值参量”，以及基于“社会再平衡”需求的“三大经济形態学”等具有“熊彼得－钱德勒式”创造性革新的概念，重新思考“全球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全球共生视野下“分工与交换”的初始条件、心物条件和边界条件！

就是说，适应超越工商文明的生態文明需要，重建世界秩序，化解人类诸如所谓“贸易战”式冲突，乃当代经济学势在必行之诉求。有道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特朗普发现中美贸易中存在的不公平竞争，并反应强烈，未必是坏事[ 钱宏：《“社会优先”论——特郎普执政，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首先，鉴于国际贸易“顺逆差”过大，必然导致贸易相关国家内部社会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失衡，“贸易战”只要不真打（打必两败俱伤,乃至同归于尽），贸易相关方都不诉诸民族主义（nationalism）情绪，不搞贸易壁垒和“门罗主义”，那么，贸易相关方改变“顺逆差”诉求努力，可以促进改变各自国内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自组织结构失衡（含地方债务危机及央地博弈、官商博弈、官民对立），实现社会再平衡[ 钱宏、林玮：《全球共生视野下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论新型大国关系亟需生態政治新时代的哲学对话》，刊《美中社会和文化》，旧金山，2017。]；其次，相应地WTO的规则本身，正好可以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分工与交换条件下，进行修改和创新。

从涵摄动力学（dynamics）与协和学（Synergetic）意义的共生法则上看，鉴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公民个人生命自组织力的空前提高和民间社会自组织力成长”，那么，解决社会形態结构失衡问题的法宝，就是顺势而为，从“仨自组织人”出发，积极主动地在政府（公共）、企业（私营）二元消长对立空间，引入最能体现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自组织力的“社区（群）经济形態”，建构一种符合共生法则的“社会再平衡”生（动）態机制。

著名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以“十年磨一剑”之功，著就了一本真正的大作《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明茨伯格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公共、私营和社群领域三方面的力量平衡，私营部门不受约束，就会成为无法驱逐的魔鬼；而社群太弱小，就会发生法国-苏联式的崩溃，怎么办？他的答案是：对现今来说，社群领域更为重要，因为它是重建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三者间平衡关系的关键。[ 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陆维东、鲁强译，东方出版社，2015.4。]

可以说，《社会再平衡》一书论点，与《共生经济学ABC》“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论述，在强调一个健康经济体，必定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动態平衡结构”的思路，高度契合。但切入点又很不相同，明茨伯格讲的社群领域，指的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民间自组织的各类非政府（NGO）、非营利（Not-for-profit）单位，而共生经济学，则是从经济形態学意义上的“间道动態平衡结构”中，强调社区形態对于政府形態、市场形態的托底性价值。

这里讲的“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s），不是指技术进步意义上的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也不是指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形態，而是指社会组织格局意义上的经济形態，比如“政府（公共）经济”、“市场（私营）经济”两大经济形態。

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经济学家们只是从“政府（公共）经济”、“市场（私营）经济”两大经济形態消长的格局，思考如何用“投资、内需、进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结果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我把这种经济危机，称作“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

肖知兴教授注意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平衡还需要关注两种有很强社会性的经济组织：一种是合作社，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合作社是民众以民主平等、自愿互利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中产生的最为自然、最为简单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居然一度在全能政府的狂潮中消失无影踪，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欧美国家经济体中，各种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在经济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这些合作社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以合作者的福利为准绳，有效地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共生经济学将这种经济组织及各种合作社，称之为最能体现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自组织力的“社区（群）经济形態”。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求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开源社区、“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公共）经济”与“市场（私营）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群）经济”维度[ 社区（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私营）经济”和“政府（公共）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私营）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公共）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共生场[ 参看钱宏：《五百年来谁著史，八万里路展风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2016.10。]。

 这就要求中国央地官员，深谙共生法则的进退之道，改变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真正诚实地——确立“人民中心，社会优先”理念；辅之以“瘦身去瘤，培元固本”方式；实行“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战略，从而开启“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本文开头说的“不是‘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心’的格局问题，亦即‘精神上的重生’”！

当我们完成了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这一时代主题的历史转换时[ 钱宏：《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3年第二次印刷。]，不但中国政府能超越“塔西陀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压，而且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包袱。

那么，即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30年间，真的“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而且人均GDP真的赶上并超过了美国，甚至GDE生態价值指数全球第一，而且在国际事务、全球事务中，自然而然承担起比美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成为“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带头大哥，美国也会象二战结束后，英国安然接受美国从自己手里接过维护文明世界秩序职能一样，接受中国共生崛起回归自然的事实！

让我们开启那能够眺望“千秋雪”的窗口吧！

陽子20180526-29于39101A

[1]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奇迹》，刊《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请参看钱宏：《对内自律共生大政，对外权善待负责形象——<走向共生>（Toward Symbiosism）》，2009；《当代中国人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从共生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共性说起》，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2016。

[3]蒂姆·杰克逊：《无增长的繁荣》，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

[4]见英国传记学家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写的《约翰逊传》：[当我们开始讨论起爱国主义时，约翰逊突然以坚决的语调吐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警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指的并不是对我们国家真诚、无私的爱，而是那种伪装出的爱国主义。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无数人曾经以这样的爱国主义掩盖了私利。]因而，这句话并不像现在被普遍引用的那样，是在普遍意义上对爱国主义的批判。显然，约翰逊批判的对象是以爱国主义谋取私利的人。

[5]钱宏：《“共生论”将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7于复旦大学。

[6]钱宏：《“社会优先”论——特郎普执政，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7]钱宏、林玮：《全球共生视野下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论新型大国关系亟需生態政治新时代的哲学对话》，刊《美中社会和文化》，旧金山，2017。

[8]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陆维东、鲁强译，东方出版社，2015.4。

[9]社区（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私营）经济”和“政府（公共）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10]参看钱宏：《五百年来谁著史，八万里路展风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2016.10。

[11]钱宏：《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3年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