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共生”概念，源于人的本心

——答致公党部分成员问之一

致公党党员：我们致公党的宗旨是“致力为公”，与钱院长倡导的“全球共生”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彰显我们中华民族致公党更加鲜明的个性特色，我们党主席在2017年11月28日的《党内声明》中，已经明确“全新的中华民族致公党将以全球共生理念立党，超越蓝绿思维”，我们党员都将贯彻主席声明，认真学习全球共生思想，能请您告诉我们，您最初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之下发心“共生”和“全球共生”的呢？

钱 宏：首先，我不是像一般学者那样，从文本中习得“共生”概念，并将“共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应用。恰恰相反，共生，这一概念对我来说，源自我作为大地上生长着的人的本心，或者叫对人的本心的发现。共生，是我从15岁作为一个小小农夫，成长为知青、小中学政治语文音乐生物地理教师、大学哲学教员、编辑记者、国企法人代表、专栏作者、环球行者、思想者，到为共生和“全球共生”而活着的过程中，对自然造化、地球生灵、社会生活诉求和人类身心灵健康机能的长期观察和真切体悟，可以说，是祂（共生）自己钻到我脑际中来的，或者说，共生本来就在你心里。

其次，共生对我来说，祂不只是一个学科性概念，就是说，祂不只是矿物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教育学、管理学、美学、伦理学概念，甚至也只是一般哲学概念，而是一种地球性的意识形态或宇宙性宗教信仰。因此，共生在我这里，是一个文明形態概念——是人类文明形態演化的历时性精神现象与共时性价值呈现。

最后，共生、缘起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共生法则、共生权利和共生智慧等等，自然也不是一个外来词。但是，我也很快发现，共生理念在中外经典文本文献中，不管中外大德先贤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否使用“共生”这个词语，我们都能轻松而愉快地发现共生理念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思想基础。这也再次证明，地球公民皆有一盏共生的心灯，只要打开点亮，就会相互照耀，融通世界，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

我相信，共生存在于每一位“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心中，我们生而精神体能俱足，因而富有生命自组织灵动性与外平衡能力。这与群经之首讲的“生生之谓易”、伯陽父开示的“和实在物，同则不继”、佛佗感悟的“缘起性空”“万般无碍”、古希腊神殿上的“认识你自己”、慧能宣示“明心见性自成佛道”、希格斯发现的“自相互作用”、普里高津发现的“自组织理论”和莱维纳斯讲的“爱之智慧”同趣。

从我个人不多的著述文本记录中，“全体共生”的表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一年前。在198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我在观察思考“终极存在”和“爱、生育动机与代际关系”时，我第一次写下了“共生”这个词语。但是，真正上升为明确的哲学意识，共生和共生主义，是在二十多年后为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写专栏文章（2005-2007），尤其是写好最后一篇《全生態社会建设论》初稿的第二天凌晨，“共生”二字，又突然不期而至，在我脑际降临，并迅速明朗起来，成为我反思和解决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1985年12月，我买了一本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对话录》。那时，我刚刚完成我的第一本书《参与——现代人的追求》（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正式出版）的写作，由于我在该书结束语中写下：“对话，是人类走出自我的小圈圈，全心身对外部世界开放，使人类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赖，乃至和衷共济的第一步。对话作为解决开放的心身动机问题之有效途径，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化时代，人类的圣哲们，就宇宙、人生的生成和存在问题，就开展了种种对话。从而使人类结束了神话般的信仰阶段，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反思阶段，及至近代的科学实证阶段，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追求真理、崇尚知识和改造自然的工业技术文明的世界性历史潮流。因而，我们这代青年人，要参与人类精神文化的更新，解决开放的心身动机问题，就不能不学会对话——不仅要学会与你熟悉的人、熟悉的世界对话；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与陌生的人、陌生的世界对话……”因而，对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尤其是该书第三编《哲学与宗教》中关于“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宗教的作用”、“善恶与伦理实践”等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很少写读书笔记的我，一边读，一边写了许多感悟性笔记。其中，我谈及“共生”，用到“共生”概念，最早就在两则感悟性笔记中。

1986年１月１１日

我承认，人类的永久性精神课题，是扩大自我，将自我拓展为与“终极的存在”同样广延的东西。但为此，我想人类必须学会调节自己。人类无论达到何种伟大而美好的境界，都不得变成自大狂而忘记了自己是“终极存在”造化的一部分，并对维护宇宙万物的和衷共济负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宇宙万物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人、人与物（尤其是生物）之间的关系必然要互相补充才能获得自我的存在。问题在于，宇宙万物（尤其人类自身）生存的互补方式，应是互相奉献（兼爱）而不应是巧取豪夺。互相奉献，则全体共生，巧取豪夺则迟早得毁灭（同归于尽），因此，社会教育必得把着眼点放在“每个人的精神努力”上。

1986年１月１８日

战争的产生，我以为仍然是“为子女着想”这一口实的社会化（民族化、集团化）带来的后果。

首先，一切战争归根到底都是民族竞争、集团竞争的产物。发动战争的首脑们，总是以扩大自己民族或集团的生存空间，或者民族或集团生存受到威协等种种口实来动员本民族、本集团的人投入战争，他们以国父、元首、党魁的名义宣布，战争行为是为本民族、本集团的人民（子女）着想，不得已而为之。

其次，“为子女着想”，总是意味着代表或代替“子女”选择可靠的成功的生活模式。父母和首脑们，正是带着自己生活模式的优越感，以及保持或推广这种生活模式的责任感，来强制儿女和人民接受某种“可靠的成功的生活模式”。所谓“优等民族理应统治世界”、所谓“东亚共荣”、所谓“革命输出”“资本输出”、所谓“维护民主政体”等等战争口实，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为子女着想”的扩大化。因此，我想要消除战争的根源，就要消除“子女私有”（派生出“财富私有”），使“子女社会化”的过程，不能通过政治的途径（历史已证明这里一条导致后代、他人工具化的道路），而只能通过教育与科技的途径。

不过，在实现“后代社会化”之前，有一个在伦理上尊重子女、理解子女、信任子女以至尊重、理解和信任他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我以为这是消灭战争的第一步，它将首先使人类从“都是受害者”（不是说未来战争没有胜利者吗？）的命运中摆脱出来。

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伦理上是使儿童发现父母、政府、僧侣（传统的解释权威们）关于“不共戴天者”并不存在——通过互相尊重、理解和信任，人类在宇宙中本来是也可以是平等地共生共荣（与其他生物亦如此）、和衷共济的，人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从社会伦理学的意义上，而非经济货殖学意义上，这种权利谁也不比别人更优越，因而剥夺他人的生命是“天经地义”。并且，剥夺者本身就是被剥夺者，无论“政治家”、“资本家”还是“说教家”，实际上都是“片面人生”的可怜虫。

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蔑视虚伪的心理，将使儿童们正视自己的存在，从而重建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人类的一切关系中，建立在相互切慕、自我献身基础上的纯粹的爱情关系是最真挚的信赖关系（融人类的尊重、理解和信任于一炉）。纯粹的男女性之爱，是人类有力量建立社会关系和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的第一个表征，正如马克思说的，“有生命的个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爱，是人类唯一的私有财富！爱，包括“爱他人”“爱仇人”“爱最小最弱的兄弟”，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没有“敌人”，只有“病人”。所以爱心，就是“治病救人”“关爱众生”的慈悲心。

爱的力量永远能自我蕴蓄，爱在奉献中自足，而无需回报和损人！爱是生命力旺盛的集中体现。爱通乾坤理，思接千载情。

这些笔记，后来以日记的方式，陆续刊载在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1990）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青年一代》（1991），其中一部分最后分别收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1997）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爱域絮语》（2001）两书。

我第一次明确使用“共生主义”并与“共产主义”进行学理比较的文章，收录在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的《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两本书中。我对共生哲学更全面的认知感悟，及中文“共生”，对译德语、英语、法语、俄语Symbiosis、Conviviality、симбиоз、Co-naissance 或Commensalism，甚或convivialism的比较，进而，为何要造一新英语单词Symbiosism来对译中文共生主义？请参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助理林玮博士的《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收入《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晨星出版社）。

2017年12月12日